缘何别的不缺，独缺十三卷《彭门纪乱》与《大业杂记》？盛度直觉这不是问题，但是个问题，待细细思考一番，竟又不是问题了。

崇文院所藏图册原有八万卷之巨，雕格累累，绣文叠叠，本本饰以青绫遮幂，集集围起乌架规区。三馆四部，昭文集贤，士人思之神往，外邦闻之钦羡，以至整个宫掖朝野无不奔相借阅，扰人之事亦紧随而来。

太平兴国三年（978年）至端拱元年（988年）十年间，因外借未还之损失不下千数。为防藏书继续流散，太宗下令于院内修建秘阁，从余下的典籍中抽取珍藏绝本，天文禁书，密函独奏，悉数挪到新设的内藏四库中去。为此，太宗还给翰林学士们增添了直秘阁的派遣，加紧编撰校勘，专供御览。

到真宗即位，秘阁中的库存虽未减少，但库外的止损全然无效，名录有删无增。时下先帝曾召老臣朱昂至此，询问道：“近来听闻崇文院馆外所藏之书集，大都有一二卷册缺失，想找一部完整的都困难。其中借而不还的尤其多，你可知统共借出去多少？”

朱昂告之：“本院四部书中，登记在册为朝官所借的，陛下登基以来已经有四百六十卷了。”言下之意，这些是能讨回来的，至于没在册的，怕是想讨没都地方去找。真宗长叹，看来除了对书目严加管理，再无他法。

谁料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年）的一场大火，把院中防备的严之又严的密阁付之丙丁，选藏几近清空，阁外亦所剩无几。

先帝大感痛心，诏令将馆内图书之仅存者暂迁馆外，再命所有从馆内曾借过书的人，无论后宫前朝，必须全部归还。而原本直秘阁的诸翰林学士，则需去民间书坊四处搜罗补救，并将新书重新刻板，以防日后再次出现疏失。

这一还一找，就整整一十八年，至范仲淹到盛度面前，崇文院藏书也还不足三万卷，未及原本的一半。眼下既有这十三卷的补充，自然千该万该，当然不是问题。

但“独缺”是怎么回事呢？十八年来，盛度夙夜不寐在品录中游走，所有毁掉的馆藏名目几乎已经熟背于心，其实这十三卷并不在其中。

既不在，那便不一定非得添进去，范仲淹更无需这般上赶着将书赠给他。可范仲淹还是做了，做了就说明他看到有疏忽的地方。

究竟是什么地方，正是盛度要好好思索的。

他到底是书痴，就这么一琢磨，立马明白了范仲淹的用意——缺的地方不是崇文院，是《唐书》！

本朝上至帝王，下至百姓皆有个不宣之秘，即所有人都从心底向往盛唐繁华，期望能复现当年万国朝宗之势。

为做到这一点，向前朝取经是必然的，是以整个崇文院的藏书，尤其秘阁中的典籍，归根结底都是为向旧唐取经所作的准备。可现今世人所读之唐史，除《唐书》之外再无其它。但这《唐书》并非宋人修纂，而是战乱中的后晋，用短短五年的时间就整理成册公布于天下。

粗读过后，便发现其中次序无章，详略不妥，文采艰涩，事生疑窦。且成书仓促散乱，文档大量缺失，尤其宣宗之后频生反叛，对于处理这些问题的手段，几乎没有多少记载。因此重修一部《唐书》，令其为君王治世所用，一直是盛度的心愿。

今日范仲淹所带的十三卷书，恰巧弥补了其中不见的晚唐庞勋起义始末，更有隋唐交替之际，唐人修史时故意留下的阙漏，怨不得盛度难掩心中激动。

清楚明白了以后，他沉沉笑道：“范大人这哪里是书，根本是压到老夫肩头的千斤担啊。”

范仲淹瞧他回答的尚有余裕，应该是接受了着手修史的动议。他深感欣慰，叹说：“朝中都认为盛公身在其位却不谋其政，但下官从来不信，以公之博学，那些‘君子喻于义’的道理，定然是比谁都铭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