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开始是拖，找各种理由拖着不交税粮。鉴于苏州府税粮过重的事实，朝廷方面也没死追着不放。但不催不意味着不交，早晚还是得补上的。

当地百姓没辙了，干脆想了个办法，把自家的土地卖给士绅豪强，然后去当佃户。虽然土地没了，但士绅豪强们家里有功名或者有人为官，享受免税田，一年下来好歹能分到些粮食勉强度日。

或者干脆不种地了，改为去运河边上打工、去纺纱织布、去贩运私盐，反正什么挣钱干什么。管它是不是朝廷禁止的，大明又不是自己家的，兴旺于己何干。

这样一来，江浙地区的土地兼并现象越发严重，大部分田亩都落入了士绅豪强名下，登记成了免税田，名正言顺的不用交税粮。

到宣德年间，朝廷实际上已经从苏州府收不到多少税粮了。朱瞻基下旨清查，可遭遇的阻力很大。当地官府为了自身利益，肯定不愿意得罪士绅豪强，根本不说实话。

派遣钦差下去整顿税赋，结果刚到苏州就引发了民变。乱民们不光公然抗税，甚至聚集起来打家劫舍。而大多数田亩都划在了士绅豪强名下，想查清楚是否超过了标准，更是难上加难。

眼见税粮一点都收不上来了，朱瞻基只好下旨减免，到了万历年间，苏州府的税粮从277万石减到了72万石，可依旧无法交齐。

当地民众已经养成了习惯，宁可费尽心思造假、冒着杀头的罪名抗税，也不轻易纳税，不管多少都不交。

就连以铁腕着称的张居正，在苏州府推行新政时也碰了一鼻子灰，以至于在信中称苏州府赖粮成癖，其乡人最无赖，谓之鬼地。

就算是到了洪涛登基的景阳年间，也不敢直接对江浙地区的官僚利益集团下手，只能通过朝堂官员任免、封锁海上通道、在广东、福建、天津建立新的经济中心等手段间接消弱其影响力。

可不管怎么躲避，在长达十多年的执政过程中，双方还是发生了两次正面交锋。第一次在景阳四年，北方多省受灾严重发生粮荒，而江浙地区的官僚集团伙同部分朝臣，为了对抗赈灾新法，要用囤积居奇的手法来个一箭双雕。

第二次发生在景阳十年的松江府，晋商集团和甬商集团鼓动民乱，实际上也得到了江浙官僚集团的暗中支持。

法不责众，是他们的惯用招数。当年他们用这一招对付过好几任皇帝，只是没想到在景阳皇帝这里栽了大跟头，还因此损失了几乎所有朝堂中的助力。从那儿之后，再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反抗。

但对于景阳皇帝的新政，江浙地区的官僚资本集团并没打算俯首帖耳，只是因为明着斗不过，才不得已暂时蛰伏起来等待时机。

要问官僚资本集团为什么锲而不舍的非要与皇帝和新政作对，这和反对高税粮政策的性质完全不同。

朱元璋是出于报复，故意折磨苏州府的民众，而新政并不针对谁或者谁们，也没有地区歧视。之所以造成如今这种势不两立的局面，纯粹是因为两个字，利益。

新政开放了海贸、设立了海关、加强了海上剿匪缉私，这一连串政策下来，搞海贸的商人、产品大量出口的工厂作坊、大量进口原材料的产业都被盘活了，连带着关税猛增，地方官府和中央朝廷皆受益。

唯独原来仗着权势独霸海上走私和垄断进口货物的官僚资本受损了，他们不光失去了垄断地位，还要遭受海军的严厉打击，人财俱失，不急眼才怪。

新政解放了农民，从自耕农到佃户的税粮连年下降，还可以开垦荒地种植新的农作物抵税，或者投入农庄合作社，有了好几种选择，不再受士绅豪强大地主的控制。

新政还创造了新的阶层，工人。与传统的工匠不同，工人更自由也更简单，可以大批量复制。同时也更依赖于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