减少了暴露的机会。明军的大力策应，以及之后的积极行动，则弥补了规模过小的缺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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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初、中期以后，江南借着地理优势和适宜的气候，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越来越变得举足轻重。

随着海商集团的回归报效，以及江南商会被朝廷承认，再加上开放海禁等措施，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。

尽管对外战争还在进行，可朝廷却并未对江南的财赋进行加征。但对士绅生员的打击，还有商税的提高，则被很多人视为朝廷的苛政。

朱由校却不管某些人的怨恨，继续着自己设计好的改革之路。

而推进改革的原则也没有改变，就是不以过重的赋税来支撑财政，而是尽量抒养民力。同时，鼓励商贾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，以工商税收来弥补国用不足。

况且，现在的朝廷，对于江南的财赋也并不是那么迫切。

银钱，有市舶司收取的海贸税入；粮食，有从南洋各国购买运来。

只要工商发展得好，瓷器、茶叶、丝绸、棉纺等物资便更加丰富，出口的数量更大，创造的利润也更丰厚。

或许有人会说，既然要发展工商，你还要提高商税，这不是背道而驰吗？

但朱由校对此却有着自己的认识，商税从表面上看是增加了不少，但通过坐镇商会的驻派官员，以及商税收取方式的改变，却少了原来在运输、销售等环节所遇到的盘剥和压榨。

明眼的商贾也能看得清楚，算得明白。

如果朝廷能有公平公正的工商政策，给商贾作主，让商贾有上报天听诉冤的机会，托庇于官僚的孝敬、分润，岂不比现在要缴纳的商税更多？

而朝廷打击官商勾结，打击官商一体，则是打造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的重要举措。

官商勾结、官商不分，正是大明官员腐化的根由。也是这些人，历史上打着“不与民争利”的幌子，慷慨激昂地屡次破坏朝廷增加商税的行动。

国家都陷入到内忧外患之中，在风雨中飘摇，“正人君子”还在那里为维护自己的私利，为给“自己”减税而奋斗。

只要朝廷制定和推出的政策稍微触动了他们的利益，都换来他们的抹黑谩骂，以及联合起来的抵制破坏。

“朕统御万民，自以为大明子民谋福祉为己任。士农工商兵，此大明五民，朕视之平等，无厚薄之分。所谓人无贵贱，从业不同而已……”

“商税之提高，并不为打压商贾，正当经营者自有计较，官商勾结者则丑态毕现。试问，商税增加，却使商业经营少了蝇营苟苟，实际负担不重反轻，税收更是都入了国库，能使朝廷推行更多惠民之政……”

“商税未增之前，路卡盘剥、官员敲诈的事情还少了？正当商贾饱受苦楚，不得不托庇官僚，官僚贪渎之风由此而兴，屡禁不止。”

“朕在此言明，从今以后，胆敢贪渎的官员，绝不宽恕。高皇帝剥皮揎草或过于酷烈，然流放抄家、斩首示众，朕便无此铁腕惩治吗？”

茶楼内，朗朗的读报声停了下来，酒客们的脸色各异，有的垂首思索，有的嘴唇翕张，似乎有话要说。

这是五城兵马司新定的规矩，凡是茶楼酒肆内有说书的，新报一到，朝政栏目的文章必然要当众宣读一番。

而这期报纸的朝政栏目则罕见地刊载着皇帝的亲笔文章，宣告着对官商勾结进入了严厉打击的新阶段。

“万岁仁厚，然亦有雷霆手段啊！”一个身材略显肥胖的中年人出口赞道“在下便是商贾，对此深有感受。”

众人的目光移注过来，有赞同，有疑惑，还有鄙视和反对。但谁敢当众说万岁不好，嫌活得命长？

与胖子同桌的一个文生模样的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