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加上“算缗令”和“告缗令”，使大批中等以上的商人破产，严重束缚了商业的发展与扩大。“农之为本，商之为末”、“重本抑末”的经济政策延续千年，导致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缓慢，商人一直都是社会底层人民。其实，在早期的古代社会，商人地位并不低下。“重农抑商”的思想最早出现在战国中后期，西周时期实行“工商食官”，一种政府占有工商业者并进行垄断性经营的制度。

春秋时期，“工商食官”制度开始松动，独立的商人相继出现，各诸侯国都开始重视商业发展，许多大商人还活跃在政治舞台，比如：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的范蠡、齐国国相管仲、齐国大夫鲍叔牙等，这些在政治上有卓越成就的人都曾是商人，在当时人们已经对商业有了粗浅认识，“用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”，想要快速赚钱，还得发展商业，重视商人。

战国中期，统治者们对工商业的政策又发生了变化，“重农抑商”的思想渐渐成为主流，这还得归功于商鞅。商鞅觉得农业是“本业”，商业是“末业”，弃本求末之人皆是游手好闲之徒，都应该罚去做奴隶！

也就是他，在变法时变着法儿的打压商人，压制商业发展。不许商人经营粮食生意，还要给商人加重税，让老百姓都觉得做商人没前途，从而乖乖去种地，商鞅增加粮食生产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

自此，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断下滑，到了战国末年，韩非子甚至将工商称为“五蠹”，农民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收获粮食，对社会对国家都有益处，而商人买进卖出，靠耍小聪明赚钱，就是社会的寄生虫啊！经过法家几代的人辛苦努力，“重农抑商”终于成了主流政策，一用就是千年。

商鞅、荀子、韩非子及各朝代统治者目标一致地降低商人社会地位，鼓励农业，抑制商业并不是出于偏见，而是为了社会稳定，国家安康，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重要决定。农民种田辛苦劳作一年到头赚不到几个钱，而商人和手工业者赚得有多又轻松，封建社会中，农业生产者主要是可以转行的佃农，农民看见商人赚钱“便且利也”，自然想转行，这样一来势必会影响农业生产，大家都经商去了，谁种田啊？所以统治者们才会“重农抑商”，让老百姓觉得商人是个苦职业，被人瞧不起税又多。宋朝建立前，是五十多年的分裂局面，经济严重受损，北宋建立后并没有等待经济自然恢复，而是积极采取多种措施，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多方面入手，使经济快速恢复。首先，农业仍在宋代经济发展的首位，改进农具，奖励开垦荒地，农业得到很大发展。其次是手工业，指南针、造纸术、雕版印刷、火药均已出现，航海、出版、纺织、矿冶等各种作坊规模越来越大。

农业、手工业的规模直超前代，商业发展势必会成为新趋势。农民有了余粮，就有了专供出售的农作物，就有了收售粮食的商人。制造铁艺、瓷器、布匹的手工业者自然需要寻找买家进行销售。贸易越来越多，集市越来越大，甚至有些粮食物品已脱离产地，销往其他城镇。加上宋代坊市制度取消，大城市的商业活动愈发繁荣，商人的势力不断加强，地位也顺着水涨船高。

最为显著的是，宋朝商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。宋初，商人还如前代一样禁止搞仕途，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，商人参加科举的禁令已有松动，虽然要求有“奇才异行”才可入仕，但对于长期以来禁止商人入仕的观念相比，宋代的商人已有了很大提升，至少在法律上商人有了入仕的依据，富商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解除权力中心。除了科举考试，富商们还可以买.官。宋朝冗兵、冗官，朝廷财政压力极大，所以常通过卖官来筹集军费和必要开支，商人有钱但没地位，买.官制度一出，钱就可以变成权，社会地位自然会提高。宋徽宗时买.官达到高峰，一人买.官还可荫及子孙，“捐钱千万，则可任三子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