攻之，极力反对。像包拯这样的大臣，由于在宋仁宗面前极力争辩，甚至还把口水都喷在了宋仁宗的脸上

这种情况，在其他朝代是不可能出现的。其他朝代，皇帝想封哪个大臣，就封哪个大臣，哪里会征求大臣的意见。因为所有征求大臣意见的做法，就相当于是和大臣分权，这是不被允许的。而且，作为一个大臣，最重要的做法，就是揣摩圣意。揣测皇帝在想什么，然后去迎合他。

当然了，宋仁宗还有其他很多关心老百姓，关心手下的事情，比如害怕别人责备没带水的太监，于是就忍住口渴不喝水。想喝羊汤但怕御厨辛苦，于是也忍着不喝。

不过最主要的“仁”，还就体现在和大臣分权上。

和大臣分权，因此就很突出大臣的地位。这样一来，大臣的名气，就变得比作为皇帝的仁宗更大了。

可能大家对于宋仁宗是陌生的，但是对于宋仁宗时期的朝臣是不陌生的，宋仁宗时期，有我们熟悉的韩琦、范仲淹、甚至是宋词的豪放派代表诗人苏轼，都是这个朝代的人。

本来，这个朝代有了这么多的名人，应该出现的是众星捧月般的迹象，但是可能是由于这些星星太过于闪耀，甚至都有些遮挡了月亮的光芒。因此，宋仁宗本人在整个宋朝历代帝王之中并不显声名。但是，在这个朝代，能够涌现出这许许多多的人才，就可以看出这个朝代也是非同一般的，这个朝代的帝王一定也是个爱惜人才之人。宋代的政治制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权力的制衡。宋朝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二府三司制度。二府是指中书门下和枢密院，中书门下负责民生事务；

枢密院负责军政事务。三司是指度支、盐铁

、户部。在这些机构中，不同的机构负责不同的事务，互不干涉，相互制衡。宋朝的台谏制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和其他所有的权力机构都是分开的。哪怕是高高在上的

丞相也不可以管辖谏官，谏官不受两府的限制，就算是皇帝，也会受到知制诰和封驳司的双重限制。

比如，皇帝的召令如果不合理，那么知制诰就可以封还。而封驳司则是对于已经成文的诏书封还并加以审议。这种制度就使得宋朝的官员地位极高，官员的才能可以得到很好的发挥。

所有纠错的政治制度的建立，都会涉及到帝王，然而没有帝王的配合，这些制度就无从提起。赵祯他都可以为了不铺张浪费和责罚下人而忍耐欲望；大到国家中的其他事情都可以一板一眼的按照规则来行事。

虽然这个帝王在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候都是克己复礼，按照规矩办事。但是归根到底，他还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。

比如追谥张贵妃为温成皇后，这可以说是宋仁宗执政历史上，为数不多的几次和官员对着干，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史书都见证的偏爱了。

由于宋朝建国之初，宋太祖赵匡胤制定的基本国策就是以文治国。因此，宋朝的文官和文人士子都有着极其高的地位。

这些地位也体现在官场之上。正是由于宋朝的帝王给了宋朝的儒家文人士子以极大的脸面，因此宋朝的儒人士子一向以引导、规谏皇帝为自己的职责。台谏官可以“风闻上奏”，不必一定要找到切实的证据。宋仁宗时期的官场环境就是十分宽松的。台谏官们可以随时上奏弹劾某位大臣甚至是皇帝。当时的士大夫认为，只有直言上谏才是臣子应尽的本分。

对于那些只想着奉承上意，谄媚奉主的人，大部分士大夫是不耻为伍的。对于宋仁宗时期想要将张贵妃追封为温成皇后。

当时的宰相陈执中、刘沆因为赞成宋仁宗此举，所以被当时的人所不耻，甚至后人都还有非议之声。在嘉祐六年的考试之中，大文豪的弟弟苏辙在考试之中，将皇帝、宰执、三司从上到下骂了一遍，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