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大唐贡士之法，多循隋制。”李渊建唐以后不久，武德四年便开科取士，自此，拉开了唐代科举史多姿多彩的画卷。

在唐代，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。每年分期举行的考试称常科，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。

常科考试的科目一般分为：秀才、明经、进士、明法、明书、明算等六科。

其中秀才科被时人称为“尤异之科”，它是唐代六门常科中最早设立、历史最为悠久、法定地位最为崇高的科目。

但因为秀才科的难度太大，要求极高，所以应试者寥寥无几，唐高宗永徽年间就被废除了。

剩下的五门科目里，以进士和明经两科最为重要，参加这两科考试的考生也是最多的。

唐初期，明经科高于进士科...和以前历代的选人制度相比，通过科举制选拔人才无疑是一大进步，为唐朝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的发展网罗了诸多人才。

但是，随着唐朝政治的不断更替变化，科举制所发挥的作用也受到了影响，产生了一些弊端。

如唐代科举中试不仅名额少，在制度上存在明显缺陷，考试的程序也不够完善等。

并且很快，科举逐渐演变成世族门阀维持自己门第的手段，在科举过程中出现了贿赂、舞弊等腐败现象。

考生不惜弄虚作假、贿赂考官，使得中举者的能力和素质大幅度下降，而许多真正的有识之才、名人、杰士却遭受排挤。

首先便是纳省卷和行卷。纳省卷即举子将平时所作诗文卷轴向尚书省所在官府，即礼部交纳，所以称为纳省卷，又称为“公卷”。

而举子向一些达官贵人私自呈送的诗文称为“行卷”。

唐代进士科还允许“公荐”和“通榜”，即允许人们向主考官推荐优秀人才。

应进士科举者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择优编成文卷，投献给达官贵人或文坛名人以求得他们的赏识和推荐，从而提高知名度和及第机会。

这种行卷风尚在盛唐以后非常流行，但是，随之而来也出现了很多问题。

其一是走后门现象，依靠权势求取科第的做法大行其道，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，“公荐”实际上变成了“私荐”，凭借个人喜好和交情，以及考生所贿赂的银两多少来推荐人才。

其二是考生呈送的诗文作品有许多是请他人代写，还有的剽窃盗取，在别人的文章上修修改改，所以很多都并非他们自身水平。

如此，一些豪门权贵的不学无术的子弟，想要通过科举，便极其容。

针对这些问题，李佑和自己的智囊们商议了几个时辰，最终得到了几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内容，第一就是糊名制...所谓的糊名制就是将所有考生的名字都掩盖掉。

原先的科举原先的科举制，是到京城的考生先由考官主考会试后，就评定最后录取名单...这就太有失公允了，现在将名字掩盖，你只能按照才华来选取。

但是即使这样，也有可能会有人代考，那么糊名之后，还有殿试，何为殿试，所谓的殿试就是为了防止考官徇私舞弊，让所有获贡士资格的读书人，由皇帝亲自发策问的考试。

这样做既增加了考试的严格性，又增加了考生的光荣感，觉得自己是“天子门生”，更加忠君爱国。

还有就是扩大科举，并且并且缩短制举间隔，使“常举”制度化，变数年一次开科取土为每年一次。并扩大录取人数，增加制举科目。把以前每次1—2科，增加到7—8科。重点发展以属文笃策为主的进士科，降低以背诵典贴经书为主的明经科。这样以来，就真正为那些才思敏捷的有识之士，开辟了入仕做官的途径。

最后开创“南选”。唐初，边远的五岭及贵州一带，文化比较落后，但是现在李佑经营下的岭南已经好多了，所以